在体验了塔可夫斯基科幻的、回忆的、虚构的叙事之后，最后回到纯粹宗教的、直接的叙事表达之后，这部电影与《镜子》形成了一定的呼应关系，以历史人物的年表式传记体使之用时具有了高度的作者性。塔可夫斯基早年对安德烈•卢布廖夫的改写体现出的也许是他日后从事电影行业坚定的信心，就像最后卢布廖夫看到铸钟的场景之后决定重拾画笔，开口说话，一如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前言里提到的那样，在收到读者来信的支持后毅然决然地投身电影行业一样，这部电影以其混乱、嘈杂的历史与环境衬托了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徒在一个迷茫的时代里沉默地坚守信仰，澄明内心的过程，比他的任何其他作品都更有力量。